2019年12月25号，研讨会照常于鉴四10-7举行。在本学期的最后一期研讨会中，由4位研一的新生分享他们所阅读的文献，本次论文读书报告中，既有由张金泳、朱佳仪所带来的中文文献阅读报告，又有由汪子惟和周鸣的英文文献报告。

　　首先第一部分，张金泳同学所分享的是一篇在2019年刊登于《南开管理评论》的文献，题目是《海外并购提升了产业技术创新绩效吗—制度距离的双重调节作用》，其作者是吴先明和张雨。本文选取2001-2011 年中国企业海外并购数据，实证检验了海外并购与产业技术创新绩效的关系，并验证了制度距离的双重调节作用。结果显示 ：第一，中国企业海外并购有效提升了产业技术创新绩效。第二，国家间的制度距离对海外并购与产业技术创新绩效的关系有正向调节作用。第三，对国家的分组检验显示，在成熟市场，海外并购对产业技术创新绩效有正向影响，制度距离对二者关系有显著的负向调节作用；在新兴工业化市场，海外并购有效提升了产业技术创新绩效，但制度距离对二者关系有显著的正向调节作用 ；在新兴市场，制度距离的调节作用不显著。第四，对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的分组检验显示，不管是国有企业还是民营企业，海外并购对产业技术创新绩效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在国有企业中，制度距离对二者关系有显著正向调节作用 ；但在民营企业中，制度距离的调节作用不显著。这表明制度距离的调节作用是双重的，一方面，较大的制度距离会限制或阻碍海外并购创新绩效的实现过程 ；另一方面，较大的制度距离蕴含着更多创新机会，促进海外并购创新绩效的提升。金泳同学也针对本文有了几点想法：Q1：关于制度距离所带来的创新活力有多大？是否能有效地抵消掉母国、东道国其他因素的制约？；Q2：对于东道国的划分，是否可以以与中国制度的接近程度来进行划分呢？；Q3：被解释变量中，能否用专利被引次数来衡量？

　　然后由汪子惟同学分享一篇于2010年发表于《Journal of Urban Economics》的文章，题目为《The location of domestic and foreign production affiliates by French multinational firms》，作者为T. Mayer, I. Mejean , B. Nefussi 。在本文中，我们将两种传统结合起来分析企业的区位模式。贸易经济学家们试图理解为什么公司会投资海外，而城市/区域经济学家们经常使用区域间或城市间选择的模式来估计聚集经济。本文通过在选择上考虑国内，同时考虑企业在选择中的异质性，从而为基于贸易动机的区位选择论文集做出贡献。本文选择了法国企业层面的数据，计量结果显示制造业投资决定上有着很大的母国偏好。一个重要的发现是，属于同一产业集团的子公司的空间集群占了这种母国偏好的总公司的大部分，这为产业集聚领域做出了贡献。子惟同学也有自己的一点想法，并提出了这样的一个问题：如何更好地找到微观层面的数据？各位老师、师兄师姐们建议了几个渠道，且赵玉林教授建议我们可以把案例做好，这也是写好文章的另一方法。

　　第三部分由周鸣同学分享一篇于2017年发表于《International Business Review》的文章，题目为《Internalization theory and the performance of emerging-market multinational enterprises 》，作者为Peter J. Buckley , Xiaowen Tian。在本文中，新兴市场跨国企业(MNEs)在全球工厂体系中的边缘地位和国内不发达的机构的限制，使它们更有可能通过以研发为条件的国际化获得以垄断为基础的、而不是以知识为基础的国际化财务收益。新兴市场跨国公司需要参与研发，以提升其在全球工厂的统筹能力。与此同时，需要发展以母国为基础的保障制度。本文以内部化理论为基础，以新兴市场跨国公司2004 - 2011年的发展历程为研究对象，进行假设检验。周鸣同学也对本文有了几点想法：1. 新兴国家政府干预及其企业创新（知识性优势、全球统筹竞争优势）之间的关系； 2. 新兴国家政策特有体制是否可能帮助企业获得知识型优势或全球统筹竞争优势；3. 如何解决企业研发动力及能力不足与依赖政府补贴产生寻租性研发之间的矛盾。

　　最后由朱佳仪同学进行汇报，分享的是一篇于2016发表于《世界经济》的文章，题目是《破解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分布的“制度风险偏好”之谜》，作者为杨娇辉、王伟和谭娜。在本文中，针对当前中国OFDI 的“制度风险偏好”问题，本文基于2003－2014年中国OFDI 区位分布的流量数据，从国际资本流动的视角，使用面板分位数模型考察东道国制度风险与中国 OFDI 区位分布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 中国 OFDI 区位分布的所谓“制度风险偏好”并不是绝对的，当使用相对制度质量指 标，并且控制东道国资本密集度与自然资源丰富程度的影响后，“制度风险偏好” 消失，并呈现出与主流国际资本流动理论完全相符的风险规避特征。因此，“制度风险偏好”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中国 OFDI 更多地流向经济发展水平较低、自然 资源更为丰富的区域造成的。在最后，佳仪同学提到，本文的论证过程很严谨，值得大家学习；在论文选题中可以通过一个角度去进行分析，而不必题目过于宏大。

　　在本次讨论会中，老师们以及师兄师姐们都对4位研一同学的分享给予了肯定，且希望同学们能继续努力，做得更好。

（供稿人：张金泳）